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任务是实现由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都只能在这个模式转变下来实现。当前经济转型最突出的矛盾是由于现货投资需求急剧下降导致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无法支撑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解决矛盾的核心抓手是全面推升全社会消费增长速度，以弥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同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企业经营和投资回到正常轨道。消费能走多远，经济增长就能走多远。静等投资下滑，静等传统动力触地，不能有效地从总体上适度扩张总需求，很难保障经济增长能筑底走平。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正步入困难期，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我国在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投资和金融市场等领域都存在着一系列高度关联、相互牵制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从总体上把握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找出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是分领域去解决各自的问题，就很难产生纲举目张的效果。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任务是实现由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向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升级都只能在这个模式转变下来实现。当前经济转型最突出的矛盾是由于投资需求急剧下降导致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无法支撑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解决矛盾的核心抓手是全面推升全社会消费增长速度，以弥补社会总需求的不足，同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企业经营和投资回到正常轨道。只有在全面启动消费需求，让总需求能够基本支撑经济合适增长速度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化解一系列其他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路径可以替代。我们不能继续走刺激投资、扩张总需求的道路，否则又回到老路。短期内我国商品和服务贸易竞争力难以大幅度提升，全球经济低迷成常态，“一带一路”战略效应释放需要一个过程，贸易需求短期内难以大幅度上升。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避免了煤炭钢铁等部分投资品行业恶性竞争，优化产业结构，让优质企业恢复正常经营，但是也难以在短期内产生新的需求。目前，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符合经济转型的方向。唯有拉动消费需求，才能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保障经济适度增长。消费能走多远，经济增长就能走多远。静等投资下滑，静等传统动力触地，不能有效地从总体上适度扩张总需求，很难保障经济增长能筑底走平。

　　“三大红利”结合，成就了中国

　　三十多年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

　　追根三十多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实现持续高增长，主要是实现了人口红利、储蓄红利和制度红利的三结合。人口红利自不用说，潜在的劳动力约9亿，就业的劳动力约7.7亿，每年城市新增劳动力超过1000万人。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从农业转移了近2.7亿劳动力到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离乡不离土，社会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职工，大大减轻了劳动力的负担，也保证了低端劳动力的高度纪律性和组织性。储蓄红利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带给我们的礼物。两千多年来以维护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文化，让中国人将家族的传承和培植后代生活的基础作为生活的目标;传统文化中儒家的节欲、道家的化欲和佛教的绝欲，都将克制当下人的欲望和物质需求、崇尚节俭和储备作为最高美德。这些文化因素形成了中国家庭爱储蓄的行为倾向。三十年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积累发展模式，形成了国有企业和政府崇尚高积累的思维模式。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叠加形成了中国以家庭储蓄为主、企业和政府储蓄为辅的高储蓄模式。即使到今天，每年家庭、企业和政府储蓄叠加，仍然要占到国民经济总量近50%的比重，这在世界大国的发展历史上是罕见的。制度红利不仅仅是指政府通过三十多年不断推进改革和扩大开放，让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市场活力，并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努力培育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也在于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削弱对经济整体运行的掌控能力和平衡能力，让市场经济运行所造成的差距、矛盾和不平衡性，保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全力维护社会的稳定;更在于形成了各级行政区域的合理竞争，同级行政区域比经济增长速度、比经济发展水平、比城市面貌变化和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导向，让各级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

　　人口红利、储蓄红利和制度红利的叠加，形成了中国长期持久的高投资发展优势。人口红利不仅仅抑制了劳动力成本，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低端制造业的中心，同时也形成了近5000万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大军，形成了庞大的建筑产业。储蓄红利使得投资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充沛资金。尽管我们也十分强调吸引外资，但是90%以上的投资资金仍然来源于国内储蓄。在利率没有市场化改革之前，我们通过适度压低利率使得我国资金充沛且成本较低，让储蓄者利益逐步输入生产者手里。我国国有企业几乎不需要上交红利，利润基本上可以滚存为投资;政府财政支出中也有一大块用于投资;国有资源型收入尤其是土地出让收入，也大部分用于投资。以银行为绝对主体的金融体系，几乎就是居民储蓄资金向企业投资资金转移的工具，整个金融体系是生产建设性金融体系，生产者利益第一位，储蓄者利益第二位。竞争性区域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对资产、资源的强大掌控能力，使得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不仅仅是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基础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我们把三大红利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结合得天衣无缝，形成了三十多年来高投资增长模式。由于投资本身就是需求，投资创造投资，投资高速增长引发对投资品需求的高速增长，带来对投资品行业投资的高速增长，中国60%以上的需求都是由投资自身创造的，不需要消费拉动。相反，劳动者收入占比过低且增长缓慢，国内消费增长缓慢并没有对投资增长形成制约作用。制造业成本比较优势所形成的强大出口竞争力，化解了消费性行业高投资增长的产能出口。

　　我国长期高投资形成了三大块固定资产，构成了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一是形成了庞大、超前和完整的基础设施。超前的基础设施和人口红利的结合，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外向型制造业发展优势;二是新增了200多亿平方米的建筑物，使得我国总建筑面积超过了500多亿平方米，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大约35平方米，单从居住面积来看，超过了日韩等国水平，构成了全面提升居民生活水平的基础。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结合，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面貌，构成了中国以城市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基础;三是形成了庞大的企业资产。根据相关部门研究计算，我国非金融企业资产总规模接近300万亿元，其中约60%为固定资产。企业资产总规模超过了美国，特别是形成了服务于投资的世界上最庞大的投资品工业体系。

　　中国三十多年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是十分成功的，充分发挥了三大红利所形成的综合优势，积累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如果不是由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我们多么希望中国能在这一发展模式上再持续高增长十多年，让中国在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左右(如同日本)再进行转型，那样我们增长压力就小很多，推进经济转型就会游刃有余很多。然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旧有增长模式的动力正在衰竭，积累的矛盾正在显现，不积极推进转型，就连中低速增长也很难维持。习总书记强调不能以好坏来评价经济新常态，经济转型所形成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显现，我们必须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做到顺势而为。然而，我们毕竟是在人均GDP不到八千美元就开始转型了，转型的急迫性和保增长的压力之间的矛盾异常突出。

　　长期高投资增长模式沉淀了五大问题

　　三十多年高投资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五大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所造成的风险正在显现。转型首先必须面对这些问题。

　　一是形成了庞大的债务型金融资产和国有企业高杠杆。过去金融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将居民储蓄搬给企业投资;居民每年有多少储蓄，金融市场就必然要增加多少企业债务性金融资产。因此，银行资产不断扩张主要是社会高储蓄“存”出来的，不是央行宽松货币政策“放”出来的。能从银行获得稳定、低廉资金是长期以来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一项扶持政策，高负债曾经是国有企业的特定福利。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取决于企业债务增加和自有利润滚存为资本金的比例。国有企业利润高速增长的时候，债务率不会大幅度上升;只有国有企业利润下降时候，债务率才会大幅度上升。近年来，由于国有企业的利润增长放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债务率随之大幅度上升。

　　银行资产规模过于庞大且快速增长，企业杠杆不断上升，这是高储蓄高投资增长模式导致的结果，不是金融市场的问题。只有不断降低储蓄率和投资率，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高信贷、高企业杠杆的问题。单从金融市场层面采取措施去杠杆，效果不会十分明显。当然，近年来金融市场上资产管理平台、渠道融资、杠杆型金融投资、跨界金融产品泛滥，形成了新的风险源。近期监管部门采取了去杠杆、去渠道、去表外、整顿虚假资产管理平台等措施来控制金融现货投资市场层面的风险，是十分必要的。

　　二是形成了企业资产、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三大类固定资产，而且这三大类固定资产都存在结构性过剩，投资收益率逐步下降。企业资产规模过于庞大，大约为GDP总量的5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企业资产创造增加值能力过弱，只有20%左右，企业创造的增加值需要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分配。要增加企业分配比例，就必然要挤占政府特别是个人收入的份额，这与我们提出的劳动收入增长不低于GDP增长率的要求相冲突。企业资产规模过于庞大，造成了一方面我国企业利润总额占GDP的比重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另一方面被总资产平均下来的总资产平均利润率又大大低于平均水平，极大影响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房地产年度供应量过大，达到年度人均增加一平方米的水平，结构性过剩严重，主要通过价格不断上涨来刺激需求。基础设施投资尽管还有很大空间，但是多年高增长投资，导致基础设施投资在投资中占比过高，广义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已经达到制造业投资规模。中心城市、东部和东北地区基础设施相对饱和，新建基础设施产生的边际效益下降。

　　三是三类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都在持续下降，但是资产价格却在升高，存在着资产价格和真实收益率相互背离的状况。根据相关研究，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收益率近十年下降了30%左右;房屋租金回报率也在持续下降，北上广居民住房租金收益率不到2%，远远低于全球约5%的平均租金收益;新建基础设施产生的经济效益也出现了递减现象，运营收益甚至难以支付银行贷款利息。

　　四是在过高储蓄率和过大储蓄规模的前提下，一旦投资下跌，就会造成储蓄过剩，资金泛滥，冲击各类资产市场的局面。在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我国的储蓄和投资基本是匹配的。储蓄增长快，投资增长也快，投资增长中很大一部分又会形成各主体的收益，形成新的储蓄。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银行存贷为基本渠道，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渠道堵塞的现象。这种模式虽然很容易形成银行呆坏账，但是由于银行资产增长实在太快，每十年银行资产就能增长5—6倍，当时看似十分巨额的坏账几年后在银行资产中的占比就微不足道了。2011年以后，我国银行业开始限制新增贷款规模，目前银行每年新增贷款规模基本上处于2009年的水平，同时资本市场又无法承接银行转移过来的企业融资任务，导致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融资渠道出现了严重阻塞，形成了2011到2015年之间由于融资渠道挤压促使利率上升的局面，推动了非标融资和渠道融资的繁荣，抬高了社会资金成本。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投资的急剧下降，债券融资和银行间市场的逐步放开，我国从整体上出现了储蓄开始过剩、有效资金需求不足的局面，形成了资金在金融市场空转，无法有效流向实体经济领域的现象。存款开始活期化，银行间利率持续下降，利率刺激敏感性下降。利率大幅度下降，又在短期内刺激各类资产价格的上升和大幅度震荡。我国一季度经济出现的一些热点现象，就是短期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扬，期货市场价格炒作，对实体经济产生了短期刺激作用。7月宏观数据表明我国经济慢慢恢复了平静，回到了新常态。从趋势来看，储蓄率不能有效下降，储蓄过剩是未来我国金融市场的主要风险源。

　　五是形成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投资品工业和建筑业。目前我国制造业结构中，用于投资的投资品工业占了70%的产值，只有30%左右是消费性制造业。目前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70%，投资贡献率下降到30%，与制造业中投资品和消费品行业产值比重刚好形成了倒置，足见当前我国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背离的程度有多大。

　　由此可见，长期高储蓄、高投资模式尽管给我们带来了高增长，同时也沉淀了一系列重大结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表现在金融市场领域，有的表现在宏观供求结构领域，有的表现在产业结构领域，总体来看，产生问题的根源都是串在一起的。肢解开来，各自去解决问题，很难产生效果。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由过去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向适度低储蓄、适度高消费、适度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消费必须要承担起主导社会总需求的职能。

　　让消费需求承担推动经济较高速度增长的核心动力职能面临重大挑战

　　目前，我国的人均GDP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要在2050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还有翻几番的增长任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仍然要保持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这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核心目标。短期内牺牲一定的增长速度推进转型，还是为了未来更长久的增长。高经济增长永远需要以高需求增长为前提，没有强劲的需求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就失去基础动力。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既然高投资拉动增长阶段已经基本结束，就需要依靠高消费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别无他路可选。从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产业结构的一定扭曲并不可怕，市场力量还是能不断矫正和优化产业结构的，只是矫正时间的长短问题。最怕的仍然是需求动力不足。高投资高增长我们走了三十多年，历史上也有很多他国经验，但是依靠消费拉动高增长是一条全新的道路，我们没有经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是依靠消费增长能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供给侧改革可以使得一部分陷入困境的投资品行业从困难和恶性竞争环境中爬起来，通过主动压缩和重组，让优质企业能生存和发展下去，但是解决不了整体经济需求不足的问题。

　　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这点很容易做到，现在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70%了。但是让消费增长成为经济保持长期较高速度增长的动力，就非常困难了。这几年，我国消费只能说实现了平稳增长，并没有加速。在消费主体结构中，一定程度上是占消费30%左右的政府埋单的公共消费在快速增长，对整体消费增长起到了稳定作用，个人消费增长甚至略有下降。从上半年消费工业情况看，增加值还在缓慢下降。正是由于消费只是保持了平稳增长，没有能弥补投资下降造成的需求不足，整个经济增长仍然处于缓慢下行通道。目前，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持续上升，只是由于投资贡献率急剧下降的被动结果。

　　消费不同于投资，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市场化的特点，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选择似乎完全是居民的自主选择，政府和政策的影响力不大;消费增长相对比较平稳和持久，不像投资那样具有爆发性。因此，一些人认为，当经济增长转向以消费作为主导推力的时候，政府和政策就无能为力了。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十分有利于高投资增长模式，不利于高消费增长模式。人口红利、储蓄红利和制度红利的结合在刺激投资上十分有效，在刺激消费上却很难形成合力。人口红利在消费上主要表现为新生代消费倾向的不断提高。储蓄红利对消费有抑制作用。在制度红利上，我国既有的各项制度安排基本上都是鼓励和刺激投资的，在激发消费上作用不明显。

　　政府只有具备了掌控消费的能力，

　　才能具备掌控未来经济发展的能力

　　中国未来的经济高增长必须依赖于消费持续高增长。不是不要投资，要的是以消费主导的投资，而不是投资拉动投资式的投资，不能是投资的内循环。如果简单认为消费必然是分散的、自主的、市场的，不受政府和政策左右的，那就把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完全押宝在消费的自发增长率上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尽管市场对资源发挥基础性的配置作用，但是政府仍然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具有强大的掌控力。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储蓄资源丰富，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掌控力、制度安排和资源调配，就无法形成巨大的投资合力和投资优势。当前经济转型对政府的要求就是要从过去掌控整个社会的投资，转向掌控整个社会的消费。政府必须有能力引导和控制消费的速度和结构，从而达到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要求。如果政府失去了对消费的掌控力，也就失去了对经济运行的掌控力。

　　消费能不能保持持续较高速度增长，政府是否有能力引导和控制好消费的增长速度和结构，是中国经济转型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这的确没有先例，也没有历史经验，但是只要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我国政府就一定能探索出一条以消费增长为主导的持续高速增长的道路来。

　　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工作上的重点都放在抓投资、抓建设、抓项目上，对于如何抓消费、抓服务，缺乏经验。政府控制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在刺激消费上很难发挥作用。再说，一个地区消费的增长对本地区企业和产业的带动作用未必那么明显，抓消费的效益具有很大的外溢性，这也影响了各级政府抓消费的积极性。从这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中央政府在如何引导和刺激消费、发展服务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会觉得这些政策落实缺乏抓手，难以触地，短期内效果不明显。

　　大力发展消费，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经过三十多年的高现货投资，我们已经奠定了全面提高消费水平、加速消费增长速度的物质基础。加快消费、引领投资，引导企业转型，经济才能从整体上步入新的良性循环。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只有50%，大大低于全球70%左右的平均水平。我们不仅要提高消费增长对经济GDP增长的贡献率，还要进一步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我国居民储蓄了近90万亿元的金融资产，具备条件适度降低居民储蓄率，每年增加3—5万亿元消费。我国人均消费支出只在15000元左右，绝对水平低，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差距大，消费极度不均衡;而且这其中还包含了近1/3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消费，未来消费能提升的空间很大。我国居民在医疗养老护理、文化教育、休闲旅游、生态环保上消费支出比重很低，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每年能多增3—5万亿元消费，就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问题，让产业结构自觉地向消费和服务方向转型，形成消费引领型的新兴产业体系。

　　当前政府促进消费

　　应着力四个方面工作

　　我国政府在促进消费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稳定收入预期;缩小收入差距，全面推进脱贫战略;完善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加速城乡一体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优化消费市场环境，提高消费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这对促进消费稳步增长都是十分重要的。基于当前问题，我国政府应在原有基础上更加突出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首先在观念上要有重大突破。各级政府必须要把经济工作的重心从抓投资、抓项目转向抓消费、抓服务，努力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上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必须要放弃我们已经熟悉的东西，进入不熟悉的领域。运用政府掌握的资源，通过一系列政策去引领社会消费。过去各项单一政策我们都有，但是系统性政策我们没有。一开始会感觉政策难以制定，缺乏抓手，难以落实，效果看不见摸不着，短期不见效。这些都是抓消费、抓服务不同于抓投资、抓项目的特点。只要我们认真学习，不断总结，逐步摸索，掌握住规律，就一定能取得明显成效。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各级政府都淡化GDP，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仍然是解决转型困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失去了GDP的中高速增长，也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只不过是通过牺牲当前的部分增长率，换得经济转型的宽松条件，来赢得未来更长久的增长。抓消费、抓服务、抓最终需求的快速增长来引领投资，才能最终让投资走出困境，实现消费和投资的良性循环。

　　其次，要高度关注在投资持续下降时期，过剩储蓄对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的冲击，努力维护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的稳定，稳定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加快增长，投资增速下降，对应的要求是社会储蓄率的下降。然而，三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居民储蓄的增长具有刚性，并不随利率下降而下降。投资下降了，社会储蓄下不来，就会出现社会资金过剩，有效资金需求不足的现象;就会出现资金泛滥，冲击资产价格，社会投机氛围浓厚。我们绝不能走以刺激房地产价格来推动房地产发展的道路。我国对居民工资收入实行税率较高的累进所得税，对各类投资性财产收入则实施过轻的所得税，同时个人所得税又不以家庭整体收入来计算，使得大量投机性财产性收入得以避税。对高工资阶层课以最高45%的所得税，对房屋买卖的差价所得只征收20%的所得税，还可以因时因地因政策加以减免，一套房子动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的买卖差价所得竟然可以用各种方法避税，这使得近十年来居民最大的财产性收入——房屋买卖的投机性收入几乎是免税的。杠杆加免税，使得全体国民对房地产投资趋之若鹜，推高了房地产价格。高房价、高房租和过高的间接税，推高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造成了与居民收入水平极不相称的过高商品价格，商品制造大国却不是购物天堂，大量消费购买力外流。部分中心城市形成了未富先贵的现象，严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热情。各地房地产涨价幅度不一，主要是由于我国各城市发展不均衡、产业发展不均衡、公共服务不均衡所形成的级差地租，不取决于个人的投资能力，政府应该以税收方式对差价收入进行调节，不应让级差地租落在投机人手中，让居民住房主要体现消费品属性。如果继续纵容投机，推高房价，就会对普通居民消费产生相当大的抑制作用。

　　第三，政府必须充分利用手中掌控的消费资源，主动激发和引领消费。我国各级政府不仅掌握着投资资源，也掌控着大量的消费资源。各种文化资源、科技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生态环保资源等，主要掌控在政府手中。文化教育消费、休闲旅游消费、健康护理消费、绿色生态消费恰恰是未来我国居民的消费热点和快速增长点。政府掌控的这些消费性资源，不能一放了之，要研究如何让这些公共消费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例如，节假日中各大中心城市的家长和孩子们的活动中心已经逐渐从过去的商场和饭店，转向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和体育中心等文化场所，文化休闲已经成了居民的消费热点。我们如果还是按照传统的观念经营和管理这些场所，就很难发挥激发居民消费的作用了。

　　第四，政府必须在培育居民的消费能力、倡导文明健康的消费文化、引导居民最大限度地使用消费资源上下大功夫。传统观念总认为，消费能力是人的天然能力，只要有收入，就会有消费;只要增加收入，就能增加消费。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投资需要政府的规划和引导，消费也需要政府的规划和引导。投资取决于企业的素质和能力，消费取决于居民的素质和能力。学会消费，尊重服务，是国民整体现货投资素质和能力提高的重要表现。这些年来，国人在境外的消费方式不断受到人们的讥讽，足见学会消费在国民素质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有多少农民工敢进图书馆博物馆消费，有多少居民意识到扔垃圾丢破旧沙发需要付费处理，扔旧物仍垃圾也是一种消费行为。消费需要组织、需要示范、需要倡导。我们在行政制度上的巨大优势是建立了网格化的扎根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组织，完全有能力做好居民消费的示范组织工作。那种居民有了收入就自然有消费、会消费的观念必须要摒弃。消费是可以掌控和引领的，消费需求是可以加速的。新业态消费需要扶持和发展，传统消费潜力更大。只要我们能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全面培育消费上，消费和服务需求真正起来了，就能引导企业加速产业转型，加速推进互联网化，加速新技术运用，努力提高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整个经济也才能真正步入稳步持续增长阶段。